不久前， 我們的醫院迎來了幾位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癌症研究員，來和我們以及來自新加坡、 越南和泰國的代表們， 商討要在東南亞進行一項有關乳癌的研究。 會議前我有一些納悶，這幾位赫赫有名的癌症界權威，大老遠舟車勞頓的飛來這裡搞研究作舍? 會議之後才豁然大悟，研究的對象是針對第三期的乳癌病患，尤其是那些很遲才來求醫，腫瘤已經大到沒辦法割除的病人。 這一類拖了這麼久沒就醫的病人，在先進國家，尤其是有乳癌篩檢的國家， 已經是越來越少見。可是在較落後， 或迷信根深柢固的國家 (包括我國)，這樣的案例卻是司空見慣。 一名腫瘤科醫生一個月內至少也會見到一、兩宗，難怪堂堂先進國的權威也要來這裡做研究。
馬大的乳癌外科專家葉靜嫻教授，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很深入的研究。 她親手記錄了過去十五年來在馬大醫院就醫的數千位乳癌病人的資料。 這資料顯示: 三十至四十巴仙的病人是在乳癌第三或四期時才來求醫的。 這情況一方面顯示在我國，乳房自我檢查的意識不高，篩檢也不普遍。 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其實已經發現了乳房的腫塊， 卻延誤求醫， 選擇可拖則拖，或者到處走訪奇方異士 (東方國家總有許多奇人異士)，卻不願意涉足一間普通醫院，非常可惜， 因為乳癌若在第一、 二期發現的話，治愈率其實是很高的。 馬大醫院的這種現象似乎又沒有吉隆坡中央醫院(50-60%的病患第三或四期) 以及沙巴 (50%的病患第三或四期) 來的嚴重，似乎顯示社會越窮 (中央醫院的病人普遍上比馬大醫院的病人窮一些)，人們就越遲來求醫。
為甚麼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宣傳與努力，還有這麼多人選擇到乳癌後期才來求醫呢? 我的同事，艾莎副教授特別為此訪問了許多到了晚期才出現的乳癌病人， 發現最常見的三大原因是: 一， 相信宿命論 (“這是命中注定的”) 、二， 治癌偏方的根深柢固、 三， 治療與否的決定權常常不在女人的手中。 這樣的現象，在我國巫裔同胞的社群中， 比起在華、印社群中更為普遍。 所以也不令人驚訝， 國內乳癌的治愈率為巫裔族群的病人為最低了。
“宿命論”等錯誤的概念，是可以由主辦”乳癌防治月”等醒覺運動來改善。 可是”治癌偏方的根深柢固”的現象，卻令人覺得，是一種難以改變的狀況 (也許這是一句氣餒的話)。 我國對於許多偏方或保養食品的管制不嚴，所以現在可以看到，不止是國內的”奇人異士”，甚至一些國外的組織與人士也來此顯其奇技，可謂百花爭豔， 層出不窮。
“治療與否的決定權常常並不在女人的手中”: 許多鄉村或城市的家庭， 經濟能力有限，女人雖然發現了乳房有些不對徑，可是由於家計本來已經岌岌可危，假如自己去醫院醫治，孩子便沒人照顧， 家裏也沒人煮飯，求醫數個月就等於斷了幾個月的炊，所以就選擇能拖則拖。 另一些病人則是怕被丈夫嫌棄，而不敢張揚 (聽說在東海岸某醫院內曾發生過丈夫”禁止”太太做乳癌切除手術的案例)。
聽了病人的親口解釋，不難了解到乳癌不只是醫學上的問題，它也牽涉到家庭的能力，還有社會與文化的壓力、 迷信、偏方等因素。 所以要提高乳癌的治愈率，不止要提高醫生與醫院的素質， 也關係到提高人們的經濟能力 (有了經濟能力，人們才有更多的選擇權，敢以追求更好的治療)， 改變一些人對於乳癌的偏見，還有給予正確的, 有關預防、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資訊，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會議結束後，我們和洛夫醫生等一行人道再見，感覺上是有一些受到激勵 (一起做研究是能振奮人心的)， 可是也有一些沮喪: 倘若這些研究員是因為我國醫藥界的”先進”而來談合作，而不是因為我們社會的”落後”，那不是一件更令人高興的事嗎?
馬大的乳癌外科專家葉靜嫻教授，對於這樣的現象有很深入的研究。 她親手記錄了過去十五年來在馬大醫院就醫的數千位乳癌病人的資料。 這資料顯示: 三十至四十巴仙的病人是在乳癌第三或四期時才來求醫的。 這情況一方面顯示在我國，乳房自我檢查的意識不高，篩檢也不普遍。 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其實已經發現了乳房的腫塊， 卻延誤求醫， 選擇可拖則拖，或者到處走訪奇方異士 (東方國家總有許多奇人異士)，卻不願意涉足一間普通醫院，非常可惜， 因為乳癌若在第一、 二期發現的話，治愈率其實是很高的。 馬大醫院的這種現象似乎又沒有吉隆坡中央醫院(50-60%的病患第三或四期) 以及沙巴 (50%的病患第三或四期) 來的嚴重，似乎顯示社會越窮 (中央醫院的病人普遍上比馬大醫院的病人窮一些)，人們就越遲來求醫。
為甚麼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宣傳與努力，還有這麼多人選擇到乳癌後期才來求醫呢? 我的同事，艾莎副教授特別為此訪問了許多到了晚期才出現的乳癌病人， 發現最常見的三大原因是: 一， 相信宿命論 (“這是命中注定的”) 、二， 治癌偏方的根深柢固、 三， 治療與否的決定權常常不在女人的手中。 這樣的現象，在我國巫裔同胞的社群中， 比起在華、印社群中更為普遍。 所以也不令人驚訝， 國內乳癌的治愈率為巫裔族群的病人為最低了。
“宿命論”等錯誤的概念，是可以由主辦”乳癌防治月”等醒覺運動來改善。 可是”治癌偏方的根深柢固”的現象，卻令人覺得，是一種難以改變的狀況 (也許這是一句氣餒的話)。 我國對於許多偏方或保養食品的管制不嚴，所以現在可以看到，不止是國內的”奇人異士”，甚至一些國外的組織與人士也來此顯其奇技，可謂百花爭豔， 層出不窮。
“治療與否的決定權常常並不在女人的手中”: 許多鄉村或城市的家庭， 經濟能力有限，女人雖然發現了乳房有些不對徑，可是由於家計本來已經岌岌可危，假如自己去醫院醫治，孩子便沒人照顧， 家裏也沒人煮飯，求醫數個月就等於斷了幾個月的炊，所以就選擇能拖則拖。 另一些病人則是怕被丈夫嫌棄，而不敢張揚 (聽說在東海岸某醫院內曾發生過丈夫”禁止”太太做乳癌切除手術的案例)。
聽了病人的親口解釋，不難了解到乳癌不只是醫學上的問題，它也牽涉到家庭的能力，還有社會與文化的壓力、 迷信、偏方等因素。 所以要提高乳癌的治愈率，不止要提高醫生與醫院的素質， 也關係到提高人們的經濟能力 (有了經濟能力，人們才有更多的選擇權，敢以追求更好的治療)， 改變一些人對於乳癌的偏見，還有給予正確的, 有關預防、診斷和治療等方面的資訊，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會議結束後，我們和洛夫醫生等一行人道再見，感覺上是有一些受到激勵 (一起做研究是能振奮人心的)， 可是也有一些沮喪: 倘若這些研究員是因為我國醫藥界的”先進”而來談合作，而不是因為我們社會的”落後”，那不是一件更令人高興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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